国庆期间，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攀登者》《中国机长》三部主旋律影片“三足鼎立”，扛起了国庆档的票房。其中，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《攀登者》将关注点放到“登山”这个国内不常见的电影题材上，尤其引入关注。

　　《攀登者》中的两个时间点均有真实历史可依。1960年，中国登山队贡布、王富洲、屈银华3名队员完成世界上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壮举，但由于没有留下影像资料，一直不被国际承认；1975年，中国登山队再次冲击珠峰，共有9人成功登顶，其中包括一名女队员潘多。

《攀登者》

　　这两段登山历史交错闪回，构成了《攀登者》中激动人心的故事。除了强大的明星阵容，《攀登者》还请来了茅盾文学奖得主、藏族作家阿来担任编剧。电影上映之际，他创作的文学剧本《攀登者》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　　“我一直都关注这段历史。”由于拍摄周期紧张，留给剧本创作的时间十分有限，接到创作邀请后，从起笔到完成初稿，阿来只用了两周时间，堪称“神速”，阿来坦言速度背后源于自己长期的积累。他自己热爱登山，前辈登山者的事迹他也早有了解，甚至找机会见过许多当年的登山者，阿来和他们握手，经常伸出手，却发现对方袖子是空的。

　　这些多年来阿来倾听过的故事，以及积累下来的真实可感的细节和感受，成了《攀登者》中的脉络和素材，“书中的很多细节都是真实的，瞎编不来。而且我觉得，对于这些平凡人的英雄事迹，胡编乱造本身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冒犯。”

　　9月29日，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阿来，虽然电影已经开始上映，但他坦言自己打算过一段时间再走进影院。最终上映的影片和阿来写成的文学剧本不尽相同，阿来表示出版自己的剧本，是想要“保留一个能更充分展示自己个性的剧本”，“大家也可以把电影和原始剧本两相比较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”

阿来 资料图。 来源：@阿来

　　【对话】

　　两周时间完成剧本

　　澎湃新闻：写剧本只用了不到两周，也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了，为什么这么快？

　　阿来：去年这个时候我刚写完《云中记》，上影的董事长任仲伦突然找到我，说要拍《攀登者》这个戏，希望我写剧本。当时这个电影已经确定要在今年十一期间上映，时间非常短，从写剧本到拍摄完成上映只有一年时间。留给我总的写作剧本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多一点，因为电影中冰雪的场景太多，只能在冬天拍摄，当时马上要进入拍摄，到11月中旬就开机了。

　　剧本写好之后，我后来还修改过一版，但当时那两周确实是用了很多精力集中写作，连出国都带着写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之前连自己的小说影视剧都拒绝当编剧，为什么这次同意了？而且是创作一个全新的剧本。

　　阿来：如果改编自己的东西，故事之前已经讲过了，再讲一遍就没有兴趣了，纯粹是码字换钱。我还是希望写一个新故事，《攀登者》只不过是用剧本的形式去写。写作一个新故事这件事有吸引我的地方，能够发现故事中蕴含的值得发掘的东西。但如果是写过小说之后改成剧本，多半我还是让别人改。

　　接下这个剧本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山，在登山技术方面也比较熟。登山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事情，怎么解绳索、怎么用工具，都有专门性的知识，我虽然没有爬到珠峰那么高过，但还是有登山经历，有专业知识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我看剧本的时候注意到你描写到很多关于登山非常细节性、专业性的东西，当时也很好奇你是事先做了很多功课还是你自己本身就登过山。

　　阿来：作为经常在山上走的人，这些细节还是清楚的，不然上去下不来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你自己登过最高的是什么山？

　　阿来：每个人登山的目的不同。有的人就是为了创造登高纪录，我们在山里是为了更广泛的考察。我登山一般不会超过6000米，因为超过5000米，山上一般就没有什么生命痕迹了。我自己是希望在生命世界去观察动物、植物。每个进山的人目的是不一样的，追求也是不一样的，我主要是去观察高海拔顽强的动植物生命，而不是为了刷新登山记录。五六千米的山有时候就爬上去了，但我没有刻意去登顶。

《攀登者》剧照

　　始终关注中国登珠峰这段历史

　　澎湃新闻：是接到剧本创作任务就马上开始写了是吗？

　　阿来：我刚好自己热爱登山，前辈登山家的事迹我之前就都很熟，而且其中很多人我都有接触，比如1960年冲击顶峰的4人组，3个人登顶成功，一个人差点上去，4个人我都接触过。最后一次采访过他们之后，不到一年时间就走了3个。后来那些登山者见到的就更多了，我不光了解他们是怎么登山的，他们的性格、经历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我都多少了解。如果没有这些平时的积累，一下子是憋不出这些东西的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那在接触、采访这些人的过程中，是否有把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真实细节、故事写到剧本中？

　　阿来：那些生动的细节是编不出来的。比如书里写到李国梁牺牲以后，他的恋人后来登珠峰，把他骨灰带上了山顶。这就是后来我采访西藏一个女登山家了解到的故事，虽然不是发生在1975年登珠峰那次。西藏登山队后来成功登上了所有14座高于8000米的山峰，其中就有一对夫妇，丈夫在登其中一座山过程中牺牲了。后来这位女登山家去攀登她丈夫失去生命、没有成功登顶的这座山峰的时候，就把丈夫的骨灰带到山顶帮助他完成心愿，还把一部分骨灰留在山顶。

　　书中的很多细节都是真实的，这些瞎编不来。而且我觉得，对于这些平凡人的英雄事迹，胡编乱造本身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冒犯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剧本中涉及了很多真实人物，比如夏伯渝在当年登珠峰的过程中失去了双腿，去年5月他以69岁高龄，成为第一个无腿登顶珠峰成功的人。在剧本结尾处，你写到的“夏伯阳”这个人物多年之后也登上了珠峰。

　　阿来：对的，我把这个人物命名为夏伯阳，是因为夏伯阳是苏联的战斗英雄，那时候很多人是很崇拜他的，后来剧里面把这个名字改掉了，其实是很有时代气息的一个名字（注：即胡歌扮演的杨光）。

　　我在写作期间认识了老夏，他通过现在商业化登山成功登顶了，我也把这段写进了剧本结尾，这和当年的国家使命是不可同日而语，但商业化登山确实也是一种方式，让当年未能登顶心怀遗憾的人现在有机会冲击珠峰。

《攀登者》剧照

　　澎湃新闻：你对登山这段历史的关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　　阿来：我始终都关注。现在有些人是需要写作才去临时搜集资料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去了解这个世界，不要那么功利。现在大家都关注娱乐圈八卦，我觉得倒不如多去了解一些这些东西。

　　我之前就知道很多关于登山者的事情，也见过很多人。他们都为登顶珠峰付出了很多，我和当年登珠峰的人握手，经常伸出手去发现（对方袖子）是空的。到这个剧本找到我，距离我最后和那些登山者见面、告别已经五六年了，当时我去了解他们的故事，并没有说是为了去写点什么，就是出于兴趣。

　　不该忘记未能成功登顶的人

　　澎湃新闻：现在出版的这个剧本是最初的版本吗？

　　阿来：这是第二稿。为什么我想出这个书，是因为我知道剧方拿到剧本到拍成电影，最后肯定还是要做改动。我想保留一个剧本的原始面貌，保留一个能更充分展示我的个性的剧本。大家也可以把电影和原始剧本两相比较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看剧本时候印象很深的一点是，你花了很多笔墨去写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登上珠峰的人。赵军钊烫伤了，还有队员因为袜子没烤干冻伤，夏伯阳则是因为把睡袋让给别人冻伤了。到最后一次真正登顶成功反而只有简单几笔。为什么把焦点对准这些人？

　　阿来：对，这个剧本我始终坚持一种比较现实主义的风格。对文学而言，付出努力而未能成功的牺牲者，他们的故事命运有更多打动人的力量。

　　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成功，登山本身就是一个团队的事情，一些人成为英雄，背后有无数人的牺牲和付出去支撑。比如1960年中国第一次成功登顶珠峰，做出很大贡献的是未能登顶的刘连满。他在陡峭的第二阶梯处搭人梯把其他3个人送上去，把自己体力耗尽了，只能留下。在那么高的海拔，又冷又饿，大家都以为他要死了。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肯定要死了，队友留给他的氧气他也没有用，写了纸条说把氧气留给队友们下山时候使用，然后把氧气关掉，在那里等死。后来队友下山之后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。但最后得到更多献花掌声的，是那3个成功登顶的队友，不是说他们不应该（得到这些），但我们也不该忘记未能成功登顶的人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你是个自然爱好者，经常关注动植物，但登山似乎更偏向于人如何去挑战自然，你怎么看其中的区别？

　　阿来：1960年的登山和现在不一样，不是简单的户外运动，是我们要在自己的领土上打上印记。那时候登山，有宣誓主权的含义，意义非常重大。1975年那次登山，同时是对珠峰大规模的科学考察，有些科学家都牺牲在那里。

　　当然今天登珠峰已经是很商业化的活动，登珠峰的人都有钱，确实也会制造大量的垃圾，今天要提倡环保，就是希望登山的人顾及环境，把带上山的垃圾再带下来，并不是说珠峰就不能登。

　　今天登山的人动机都非常复杂，但不管什么动机，通过登山达成动机的同时，要记住在完成自己传奇的同时，不能像之前那样把垃圾扔在峰顶一拍屁股就走人，这确实对珠峰环境造成了负担。尤其是现在全球变暖之后，很多垃圾随着冰川融化开始向山下的水源渗透，这确实需要引起注意。但我也反对原教旨主义认为珠峰不能登的态度，珠峰也只是一个象征。（澎湃新闻记者 杨宝宝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