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以前被称为“城漂”，离开乡村一头扎进城市，学技术、攒资金；他们现在叫“城归”，怀揣对家乡的眷念，毅然回乡创业。然而，创业并非一帆风顺，营商环境、政府服务、基础设施……他们遇到了哪些坎儿？政府该怎样增强改革创新力度，破除创业中梗阻，让返乡创业的政策落实走好“最后一公里”，让返乡创业者真正享受到政策的甜头？请看老吕和老马的故事。

　　——编 者

　　老吕的坚守和甜头

　　回想返乡创业10年的经历，吕志良记忆犹新的，是在返乡的第二年就撞上世界金融危机。

　　吕志良是安徽宿州埇桥区村民，2007年在家乡开设了服装作坊。当时，吕志良还背着外债。没钱购设备，就从自己在绍兴的服装厂拉来十几台缝纫机；没有建设用地指标，就把自家镇里的二层小楼腾出来用。

　　“返乡创业，也就是想着家乡用工成本低，亲戚朋友多。谁承想，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到了销售。”吕志良说。

　　本地市场打不开，产品销路还要靠往外走。

　　那个时候，家乡厂房生产出的半成品，每天要派人送到浙江绍兴包装、加工销售。吕志良回忆，运气好的时候，能派工人蹭上宿州到绍兴的大巴车运货。但是，大巴也不是每天都有，为赶订单时限保证送达，很多个晚上，都要由他和妹夫轮班走高速运货。

　　这种日子，苦，但吕志良不怕，“苦，谁没吃过？”

　　在1995年就外出打工的他，先后做过裁缝，当过保安，干过车间主任、工厂主管，足迹遍及广东和浙江多个城市。后来，他低价盘下了服装厂，但几年下来，反倒欠债近百万。想着节约成本返乡创业，更没想到，遇到了金融危机。

　　“放弃吧，把镇里的房子卖了，欠的债咱们打工慢慢还。”父亲劝了他好几次。

　　吕志良也有些动摇，但思前想后，“说不准再坚持一阵，客户多了，效益好了，债还得会快点儿。”

　　没想到，误打误撞返乡，执拗的坚持，终于等来了转机。

　　政府鼓励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，一批批厂房在当地兴起，各种物流速运开始进入，再也不用自己运货了；相关的服装生产配套企业被招到区里，工厂就地取材，节约了不少开支；多年经营，加上相关企业间交流增多，互相帮扶引荐，当地市场逐渐打开了。慢慢地，吕志良工厂的效益好转了，债还上了，每年还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盈利。

　　2013年，用地指标紧张，束缚企业发展，区政府把目光瞄向了乡村废弃学校、厂房，决定盘活存量资源。

　　“听说用地有困难？现在区里给你提供用地，你愿不愿投资建厂房？”“这可是帮着解决了大难题，咋不乐意？”……一次企业家座谈会，镇里领导主动提出帮忙解决用地难题，让吕志良喜出望外。他赶紧申请，投资建设了1万余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。

　　建完厂房，又要搞生产，哪儿都需要钱，吕志良刚鼓起来没几天的钱袋子又瘪了。

　　“我们推出了‘税易贷’政策，有没有兴趣融点资？”镇里再次伸出了橄榄枝：不需房产等抵押，政府担保，每年达到一定额度的缴税额，就能申请到贷款。

　　“没抵押，起初银行还是有顾虑，掂量着要不要放贷。”吕志良乐着说，“后来镇党委书记、镇长带着我一道去银行‘谈判’，摆事实、谈前景，给我们做‘广告’，后来申请、审批、放款，都办得十分顺畅。”最终，吕志良贷到了80万元，引进设备，扩大生产。

　　在外漂了多年的吕志良，再也不愿走了，他打算近期再选个厂址建房，扩大生产规模，把企业往大了做。

　　老马的苦恼和转机

　　1992年就到广东深圳打拼的中部某省贫困县村民马国青（化名），是在县里招商引资的政策下返乡创业的。

　　其实，马国青之前在深圳发展得还算顺风顺水。从行政主管、生产主管，到企业生产部经理，靠着一股子机灵劲儿，在不同公司、岗位摸爬滚打。2007年，马国青开始单干，在深圳办起了出口贸易公司，主要从事工艺礼品的出口销售，赚到了钱。

　　几年前，县政府招商引资，吸引务工人员返乡创业，马国青自然被列为重点吸纳对象。“汽车产业在三四线城市发展前景不错，每辆汽车换机油都得更换机油滤清器，相关零配件的生产也会很有市场。”马国青自己也有盘算，有意回乡施展拳脚。

　　回乡，投资，也建起了生产线。可之后的发展，却让马国青为难。

　　2013年返乡创业时，县领导就承诺提供建设用地：“没问题，先把生产线建起来，土地证很快就下来。”但马国青没料到，受制于用地指标紧缺，一直到2016年，建设用地指标才批下来。

　　有了土地证，才能逐项申请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证、竣工证，办下房产证，才能抵押贷款。土地证迟迟下不来，马国青不好融资。几年来，发展资金的缺口，只能靠自己想办法周转挪借。

　　去年，盼了3年的土地证终于下来了，但办房产证又遇到了新问题。“经办人不是出差了，就是去调研、开会了，办一个手续要跑好几趟。”马国青一肚子苦水，“去年初拿到的土地证，到现在一年过去了，房产证还没办下来。”

　　马国青有些心灰意冷，身边一些回来创业的乡亲也开始打退堂鼓，或者干脆又出去了。“一些投资环境好的地方，政府招商引资之后，会派专人负责所有的土地证、房产证等事项办理，根本不用企业操心。”

　　家乡相关产业基础薄，物流成本偏高，硬环境的欠缺也让企业发展面临困难。马国青吐槽：“配件坏了，当地没有相关生产配套企业，只能从南京、温州等地购进，而物流成本，一箱货在别处需要30元，到我们这儿就得50多元。”2013年到2015年，马国青的企业一直亏损，去年才勉强开始盈利，前期已陆续投入近4000万元资金。

　　很多问题和政府沟通好多次，去年下半年总算见到了转机：当地政府建立了微信沟通群，贷款贴息等政策信息会统一发布，反复协商下，政府还帮着他从银行贷到了款。

　　返乡创业的第五个年头，马国青对今年有了更多信心也有了更多期待，“希望政府能有更多办法，更好服务，这样我们才会有干劲，有盼头。”

　　本期统筹：胡安琪

　　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　　■记者手记

　　两位返乡创业者，都经历了十几年的外出闯荡、磨练摔打，有过一些得意，也栽过跟头。但他们最期盼的，还是能有更多政策上的甜头、服务上的帮扶，帮他们在危难时爬坡过坎，在发展中逢山开路。

　　国办印发的《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》，说到底是为了不让返乡创业的热情被营商环境浇了冷水。“城归”的家乡，多是三四线城市，不少地方还存在底子薄、产业弱、配套差等问题。直面这样的基础条件，政府部门更应减少中梗阻，在“清”的同时更“亲”些，俯身服务的态度更“热”些，纾解困难的心更“真”些，企业家们就会多一分啃硬骨头的勇气，各种困难也会在改革推进中迎刃而解。

　　本报记者 孙 振